新常態下，“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重新審視課程性質和特點，回歸課程和教育教學原本。本文針對現在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對癥下藥，從課程定位、教學模式和長效機制三個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課程內涵和教學的實效性。下面是小編整理的2023形勢與政策論文2000字精選5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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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形勢政策，公民教育

[論文摘要]公民教育視野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我國公民教育的指導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受教育者，讓青年學生在形勢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黨明確提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作為主線，貫穿到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模式從精英教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全面而系統地探索現代形勢與政策教育模式，促進現代公民教育，對于加深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具重要意義。

一、公民教育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應當立足現實，注重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追蹤，提倡師生、生生間的互動交流。然而，當下封閉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與社會熱點的追蹤，教育內容缺少針對性和層次性，因此，當處于年輕氣盛的高校學生在看待一些社會問題如房價過高、貧富差距懸殊、看病難、看病貴等形形色色的社會現象時，傳統德育教育灌輸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

所謂的大眾文化是指采用時尚化方式運作、以現代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的當代文化形態。大眾文化對我國公民教育會產生媚俗的影響。大眾文化時代使得個體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盡管我們批判大眾文化，但卻無法拒斥大眾文化，例如網絡上宣傳暴力的游戲內容和宣傳頹廢精神的視頻等。

(三)公民意識培養薄弱

公民意識是一種現代意識，體現為高校學生對于公民權利、公民義務以及公民責任的認同與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視公民義務教育，而忽視公民權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屬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師作為權威，基本以大班講課的.方式進行灌輸，學生參與性不強，積極性不高。此外，學生的公民參與大都是被動的，大學生往往處于金字塔的底層，他們作為公民參與相關活動是被動式的，無法彰顯公民參與的重要性。

二、形勢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義

學校公民教育屬于德育的范疇。形勢政策教育的關鍵，在于切實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過程，轉化為當代大學生的自覺追求。所謂“融入”意味著有機結合和滲透，形勢政策教育體系建設和公民教育工作不應該是“兩張皮”，只有有機結合在一起，互相滲透，才能“潤物細無聲”，使形勢政策教育體系內容有更強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勢政策教育融入加強我國公民教育全過程的主要途徑

把形勢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過程，也就是要把形勢政策教育的基本內容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內容有效結合起來，特別是同思想教育的內容有機結合起來，在幫助人們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識培養

應當注重增強高校學生的法制觀念，提升道德品質，使他們透過事物的現象來看本質，具備堅定的政治立場，敏銳的政治觀察力、鑒別力。同時，學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勢政策教育，通過對時事熱點的傳播，可以促進學生對多種價值文化產生思辨，以增進大學生公民意識與公民教育。

(二)多開設相關形勢政策教育講壇、論壇

公民意識的培養必須經歷認知、情感、意向和行為的四個階段。因此結合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現狀，建議多開設相關的形勢政策教育的講壇、論壇，使學生由被動接受到主動聆聽。要通過國內熱點形勢的闡述，引導大學生觀察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越性。當下可以結合建黨90周年來回顧黨史，重走長征路，體驗國家發展等，為大學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論基礎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價值坐標——積極引導青年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公民教育是大學生自身全面發展的現實需要。要努力發揮模范的榜樣作用，特別要注重身邊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發揮他們可親可信的優勢，引導廣大學生自覺遵守愛國守法、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等基本道德規范，使廣大學生明確是非、善惡、美丑界線，推動形成良好校風學風，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和文明的社會風尚。

(四)營造良好的校園輿論氛圍

把形勢政策教育與校園建設相結合。校園文化建設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導向，以建設優良的校風、教風、學風為核心，以優化、美化校園文化環境為重點，以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活動為載體，推動形成厚重的校園文化積淀和清新的校園文明風尚，使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接受先進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風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園人文、自然環境中陶冶情操，促進自我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要以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要內容，深入開展唱讀講傳活動，在校園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圍。

總之，形勢政策教育是高校“兩課”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顧黨史，總結經驗，引領學生更好地通過形勢與政策課程這一媒介，更好地樹立現代公民意識，正是當下我們形勢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參考文獻】趙暉.社會轉型與公民教育——中國公民教育目標與內容體系的建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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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常態下，“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重新審視課程性質和特點，回歸課程和教育教學原本。本文針對現在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對癥下藥，從課程定位、教學模式和長效機制三個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課程內涵和教學的實效性。

[關鍵詞]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918(2019)02-013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61[本刊網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形勢與政策”課是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新時代國內外形勢，深刻領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面臨的歷史性機遇和挑戰的核心課程，也是引導大學生準確理解黨的基本理論、路線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時代高職院校如何定位“形勢與政策”課，探索全新的教學模式并構建長效機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二、“形勢與政策”課的特點

“形勢與政策”課具有理論武裝時效性、釋疑解惑針對性、教育引導綜合性等三個特點。

(一)理論武裝時效性。理論性是指該課程理論性強，要講好“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必須具備比較深厚的理論功底。比如中東局勢為代表的國際局勢類的問題就涉及諸如勞動、剩余價值、資本、(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等概念和理論，同時也涉及諸如戰略位置、自然環境、歷史文化、(陸)海權論、文明沖突等軍事、地理、歷史、政治多學科的相關知識。該課程理論性強的特點就要求任課教師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綜合多學科相關知識背景以及相關學者的論述，才能將相關的焦點、熱點講透說明，否則就熱點講熱點，就焦點講焦點，流于表面而影響教學效果。另一方面，該課程時效性強。根據教育部社政司每學期初下發的《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選取半年內發生的要聞組織教學，而國際國內的焦點熱點瞬息萬變，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課結束后，下周的課講什么內容都要重新嚴格界定和組織。這里要說明的是，不管是理論性還是時效性，對教師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論性和時效性同時集聚在該課程里面，教學難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釋疑解惑針對性。根據理論的時效性特點，“形勢與政策”課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和直面學生的問題。一方面，“形勢與政策”課在大部分高職院校都被劃人理論課，但實際講授中，理論只能是一條隱形的支撐線索，更多的還是針對一個個鮮活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形勢與政策”課不同于高職院校一般的理論課，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體鮮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過大量紛雜的現象點明本質再回到現象本身，難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邏輯分析和推理過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勢與政策”課必須經常直接面對來自學生的各種質疑和問題，現實而敏感，差異性大而又有相似之處。如何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是對任課教師極大的考驗，也是“形勢與政策”課課堂教學效果好壞的關鍵點。

(三)教育引導綜合性。如上所述，“形勢與政策”課不僅要求任課教師具備比較深厚的理論功底，還要綜合利用各相關學科理論和背景知識，更要有針對性地回答來自學生的各種問題。學生所提問題，從三觀缺失到大學生活適應，從學業迷茫到失戀迷失，從網絡時尚到人際關系，從社會萬象到人間小事，紛繁雜呈應接不暇。在這種情況下，“形勢與政策”課要想起到教育引導作用，教師要綜合考慮學生各種情況，要掌握當代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特點，使學生通過課堂教學，從不同的側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學生不失時機地實現智力發展，逐漸促進學生優良思想品質的形成。

三、“形勢與政策”課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教育觀念和重視不到位。高職院校對“形勢與政策”課重要性和特殊性認識不到位，對課程重視不夠，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思政課“無用論”的觀念根深蒂固。長久以來，對思政課的厭倦，幾乎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幾乎把思政課與“洗腦”“無聊”等字眼直接掛鉤，很多教師甚至是學校領導也把思政課歸入雞肋課程行列。第二，高職院校普遍存在重專技輕思政的傳統。第三，高職院校的思政課的生存空間逐步被實習實訓、頂崗實習、技能大賽和考證侵吞。于是，“形勢與政策”課學分少課時少，任課教師之間以及與專業課教師之間各自為政，大班上課成為常態。

(二)教師隊伍建設有待加強。在大多數高職院校，“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一般歸屬于三類——帶其他思政課專任教師、輔導員和學校行政人員。第一類教師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還是未知數。第二、三類教師愿意上但很難上好。這三類教師分屬不同部門，很難進行有效的組織課堂教學。同時在這三類教師中，中級職稱和本科學歷的人員居多，比例高達60.5%，高級職稱和博士學歷的教師嚴重缺乏，占比不到7%。這三類教師一般教學任務繁重，在完成授課任務之余，難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時間和自我提升的學習精力，繁重的教學任務在客觀上也制約了教師繼續學習和教研活動的開展，因而導致部分教師職業能力水平低下難以勝任教學工作。

(三)教學方法和手段不夠豐富。高職院校許多教師仍然采取滿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來作報告。這樣的教學形式往往會抑制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學生總處于被動學習，興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調動，于是開小差、遲到、曠課、睡覺也就成了普遍現象。另外，有的“形勢與政策”課仍然是教師一支粉筆、一本講稿、一張嘴的授課方式，網絡化、數字化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沒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師做的PPT課件，充其量是對傳統板書的簡單代替，達不到應有的教學輔助效果。

四、對“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重視程度和教育觀念雙到位。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質和法治素質是人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專業知識和技能，更應關注學生的思想品質和全面發展。“形勢與政策”課不是單純地灌輸時事熱點，而是磨礪學生的雙眼，使其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是機械地進行道德大義說教，而是磨礪學生的思維，使其學會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不是強制式的頭腦洗禮，而是引導學生的靈魂，在帶人中發現差異，在對比中發現自我、認識自我、回歸自我。如果“形勢與政策”課有幸能讓學生搞清楚“我是誰”，那么接下來能做什么和應該做什么就順理成章簡單自然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勢與政策”課的真正意義和作用就能呈現出來。因此，高職院校要對其給予足夠的重視，無論是在人力、財力上，還是政策、組織、措施上都給予足夠支持，確實保障其健康和持續發展。 “形勢與政策”課只是一門課程，但其課程改革和建設發展離不開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實際。為誰培養人和培養什么人是高職院校辦學定位的根本問題，也是高職院校包括“形勢與政策”課在內的各類課程教學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職院校辦學都面臨經費、生源、師資以及大環境的變化等等都是具體而不能繞開的辦學實際問題，直接關乎怎樣培養人的問題。“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關鍵在于，如何將課程性質與辦學定位、辦學實際相結合，在綜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適合高職院校教學改革的起點。只有找到這個起點，才能找到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種光鮮艷麗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則，人云亦云始終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這個起點，才能構建良性發展的基本框架。

(二)構建課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強師資隊伍多元化建設。專業教師結構配置要多元化。專任教師要“好”，輔導員和行政人員要“能”，其他專業課教師要“愿”。選拔那些政治素質強、知識結構合理、教學技能豐富的作為專任教師，形成師資隊伍的中堅力量。選拔經驗和閱歷豐富的輔導員及行政人員作為兼職教師，充分發揮多學科融人的優勢。切實提高“形勢與政策”任課教師的地位，讓其他專業課教師“愿”加入其中，并在統一規劃和有力領導下，塑造良性的競爭狀態和發展趨勢。當然，多元化不是無底線，而是讓“形勢與政策”課任課教師構成形成良性互補和充分競爭的良好態勢。另外，專業教師成長多元化。在教師成長類型上。教學效果良好的任課教師應多鼓勵和支持其賽課、評課，培養“以賽促長”“以賽促建”和“以賽促學”的軟環境;在教師成長激勵上，要物質獎勵、精神獎勵和政策支持相結合。在教師考評上，實現學生評教、同行互評和學校考核相結合。在職稱評審上給予關注。

其次，規范教學內容和管理。“形勢與政策”課沒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學內容，卻有一條不變的紅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圍繞這條紅線，模塊化每學期的教學內容以確保教學內容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結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學要點”，可視化每學期的教學專題以確保教學內容的統一性。發揮教研室的作用，標準化備課、編寫教案和制作課件以確保教學內容的規范性。另外，課程管理規范化，課程由誰組織協調、由誰布置實施、由誰負責考評，高職院校要出臺文件務必落實到各具體職能部門。

(三)課程改革重在形成長效機制。課程教學改革的起點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設計，并不是實施過程更不是結果。因此，高職院校應該在具體教學組織和實施過程中，隨著各種問題的暴露，不斷結合本校實際，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長效機制，并充分發揮高職院校靈活多變的優勢，實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課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發展之路，走創新發展之路，走內涵發展之路。

豐富教學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是教師素質和業務水平的集中體現。“形勢與政策”課教學瓶頸或許不是選擇規范性、系統性的教學專題，而是如何找到合適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參與進來并入腦人心。因此，應充分考慮各學院以及不同專業學生的實際情況，合理編制課表，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充分激活專題，以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為導向調動學生的興趣;充分研究高職學生的特點，找到起點代人理論，內化于心;充分利用熱點分析、主題演講、時政報告、現場辯論等多樣化教學手段，提高課程互動比重，激發學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結語

綜上所述，面對各種實際問題，高職院校的“形勢與政策”課教學改革，應該在了解課程性質和特點的基礎上，綜合本校的辦學定位和辦學實際，找到課程教學改革的起點，進而構建課程教學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特色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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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統中，對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觀的外部環境、政策本身的屬性以及利益團體的博弈等方面，關于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學界則鮮有涉及。政策作為政策系統最直接的輸出產品，在本質上體現為政策參與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將其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作為研究切入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政策地位的評判標準從四個方面體現：政策制定主體地位的高低、學者關注程度的大小、執行部門是否聯合行動、政策最終作用對象的廣度。在此基礎上，判斷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過自上而下、承上啟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徑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

關鍵詞：政策系統;政策終結;政策地位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一般項目“政府購買農村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人口老齡化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簡介：張桂敏(1987-)，女，石家莊人，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人口老齡化、公共政策;王軻(1982-)，男，河南泌陽人，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通訊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吳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營利組織管理。

自“政策科學之父”拉斯韋爾提出政策階段論之后的20年時間里，有關政策科學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進入20世紀70年代，始于“趨后傾向”，特別是普雷斯曼和威爾達夫斯基等人編寫的《執行》一書的面世，“政策終結”開始走進學者的研究視野并引起廣泛關注。至此，政策系統在理論層面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環，包含了從政策制定到政策終結的一系列環節。所謂政策系統，是指政策主體、政策客體與外部環境之間不斷進行互動調適的動態系統。換言之，政策系統是一個由若干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政策子系統，如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終結等，所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并與政策環境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需要強調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統在政策系統中并不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執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關于政策終結的研究卻相對較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策終結不重要或者相對簡單。相反，政策終結長期以來并不如預期中那樣一帆風順，各種或潛在或顯性的因素都可能成為政策順利終結的障礙。

如何作出政策終結?終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政策終結的后果是什么?這些構成一個“政策黑箱”，困擾著研究者。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視角對相關的影響變量展開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占有的位置，對政策終結的影響一直未得到足夠關注。無論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終結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影響變量，將政策地位作為切入點對政策終結作出補充性、專題性的研究，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相關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終結的概念梳理

對研究主題展開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關鍵性概念，因此在對現有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對政策終結的概念作一簡要梳理。從字面理解，政策終結就是一項政策的終止或結束。Brewer認為，政策終結是“政策與項目的調試，大凡政策與項目無法發揮功能或已成為多余或過時，甚至不必要時，則將政策與項目予以終止或結束”[1]。Deleon從廣義層面定義政策終結，認為它是政治當局對某一特殊的功能、計劃、政策或組織，經過審慎評估的過程之后，而加以結束或終結[2]。國內學術界對公共政策終結概念的界定多見于教科書中的一些參考性解釋。在臺灣學者林永波看來，政策終結隱含著舊有東西的終止和新期望、新價值的建立。張康之從利益分配視角提出，政策終結本質上是一種政策資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機制[3]。陳振明、張金馬、陳慶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構下提出，政策終結是決策者在審慎評估之后，通過必要的措施，對錯誤、過時、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終止的行為。

從對政策終結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政策終結涉及到資源、利益以及各種價值的交鋒和重配，能否順利實現終結取決于各種政治力量間暗潮洶涌的博弈結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終結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的變動，如若沒有任何激勵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間難免出現利益沖突，甚至導致終結停滯[4]。再加上利益集團受“沉沒成本(sunkcost)”的束縛會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張金馬早年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一種人為的政治行為[5]。此外，即使當局者意識到政策存在過時、無效甚至錯誤進而需要對其進行終止，在當前漸進主義決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終結也很難進入人們的認知轉變，甚至不存在于人們的思維之內，因為當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補、調整作為邏輯出發點。

(二)國內外關于影響變量的梳理

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閾作出解說。其中，廣被認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終結障礙的經典理論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總結了具體的變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組織機構的持續性、動態的保守主義、反終結聯盟、法律上的障礙、終結啟動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樣觀點。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歸結為終結聯盟的反動、動態保守主義、啟動成本、立法障礙和恐懼或不確定性。以上幾人的表述雖有細微差別，但對于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解釋卻殊途同歸。Gevamay認為組織的特性和終結的內在成本是阻礙政策終結的兩大主因，Harris卻僅僅將限制因素歸結為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部分學者直接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簡化為對組織持久性的考慮以及終結的代價(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財政等的考慮)兩個方面。里斯蒂娜·亞當等人認為，政策的變遷抑或終止是經濟發展、政治競爭、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專業化的副產品[6]。概言之，國外學者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分析，可大致歸為三類：客觀因素、驅動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國內已有研究多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觸、組織的持久性、反對集團聯盟、法律障礙、成本障礙。除此之外，陳振明指出，社會輿論通過新聞傳播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成為影響政策終結的第六大障礙[8]。陶學榮、王鋒認為，政策評估的缺失也是本該終結的政策遲遲無法合理終結的原因之一[9]。劉雪明等認為，典型事件、政策評估、環境變化、公共輿論、領導者的領導力五大因素緊密關聯共同影響公共政策終結[10]。王振波則將政策終結的根源歸納為：不合規、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維護，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終結[11]。

縱觀既有研究，政策終結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地區、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層級的政策終結，各個變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難批判不同變量對政策終結影響的大小。然而，在當前研究中鮮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從而削弱了現有理論的邏輯解釋力，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政策地位在政策終結中的影響作用作出嘗試性研究，以期豐富相關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處地位的判斷標準

政策作為政策系統的直接輸出產品，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各政策參與者之間利益角逐的產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實質就是明確承載公共權力的政策參與者在政策系統中是如何尋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參與者，既指直接參與和影響政策制定的組織和個人，也指受政策影響反過來又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組織和個人。具體到判斷標準，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體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體特指擁有法定決策權的高層組織或個人，在整個政策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組成并領導整個決策過程。在政策終結過程中，政策制定主體(包括權威機構、政治精英人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政策能否順利終結具有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與政策所處地位呈正相關關系，也即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越高，政策所處地位就越高，對于政策加以終結就越難以實施。

同時，政策制定主體從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階的高低，政策位階與政策地位成正相關關系。例如，上升為法律層面的政策相較于地方法規、部門規章，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穩定性和權威性也較強，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終結往往要大費周折，不僅耗時，也會面臨不可預期的抵觸心理和抵制行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體通過主體層級以及政策位階兩個方面折射出政策所處地位，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礎標準。

(二)專家學者的關注程度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查爾斯·O.瓊斯指出，組織機構一旦結成共同體，就會有效地威脅政策終結行為[12]。盡管專家學者不直接參與一項政策的醞釀、制定和執行，但卻可以通過研究報告、與會發言、網絡書信等渠道表達政策意見。同時，他們一般以大學、科研院所等機構為依托，構成學術共同體，利用團體專業技術優勢活躍于政策終結的舞臺上，從技術理性的角度帶來共鳴、提出參考性方案，對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應，即專家學者表達意見的初衷是確保政治當局制定決策的科學化，同時也間接構成影響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專家學者對于某一項政策的關注度可以說是公共政策終結的催化劑，在引導公共輿論走向的同時，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斷標準之一。誠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圍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輿論確定。普通民眾心中，專家學者本身就代表相關領域的權威，對于哪些政策需要被關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終結，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意見猶如一顆“定心丸”，影響民眾認知，間接框定政策的范圍和方向。當某一項政策引起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評論時，說明這一政策在政策系統中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發現政策不合時宜或存在過失、錯誤，政策終結便較為快速、順暢。相反，一項政策如若未能引起專家學者關注，說明其相對于其他政策處于弱勢地位，甚至無足輕重，那么關于這一政策的終結便出現復雜局面：在不影響整體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沒成本的潛在影響，政策當局往往會抱有“打擦邊球”的心理，對需要終結的政策輕描淡寫甚至視而不見;只有在影響社會整體利益或團體自身利益時，才可能會采取被動措施加以終結。

(三)執行部門的聯合狀況

恰如張金馬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人們主動進行的一項政治行為[14]。這種顯著的人為性致使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終結都需要借助相關的執行部門和一線執行者加以落實。在實踐中，執行部門可能是單個部門“單打獨斗”直接執行終結，也可能是多個部門“抱團”聯合執行終結，這可以說是判斷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風向標。若是單個的執行部門則多數情況下意味著政策影響范圍較小，所處地位不高，進一步講，政策終結過程中所遇阻力較小，較易實施;如若是多個部門聯合執行，則表明這一政策影響范圍相對廣泛，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政策走向終結就存在較大阻力，期間難免牽涉主體間的利益博弈、權力抗衡，終結過程的推進勢必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整體表現為一種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動。

(四)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

政策是針對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制定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體便是政策效力輻射的對象。所謂的政策作用對象，即政策直接作用與影響的公眾群體或那些受政策規范、管制和調節的社會成員，亦即受政策影響的目標團體[15]。順言之，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可以理解為政策事件輻射到的目標團體的數量，具體到本文指代全體民眾、部分民眾抑或是特殊利益群體。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直接影響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成為重要判斷標準之一，這是因為政策作用對象并非消極被動地接受政策，相反會主動積極地參與并影響政策的制定與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會上絕大多數民眾，且走入公眾的視野范圍，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體壓力下就不得不對政策予以足夠重視，權衡利弊作出審慎理性的決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處地位較高。例如，三峽工程實施時需要移民數十萬，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自然將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統的顯著地位上來。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眾，且范圍較小，則地位相對較低。也就是說，政策作用對象范圍越廣，對政策地位的影響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極端情況的影響，即政策盡管影響對象范圍狹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關系的特殊利益團體或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集團，則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也會呈現出較高的態勢。

三、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

通過對政策系統中政策地位判斷標準的分析，大致可以確定在現實實踐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過政策地位的確定，來探析其對政策終結是否會產生影響、影響程度怎樣、又是通過何種形式體現這種影響程度的，才是筆者的目標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

所謂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指的是決策者對某一政策的關注度，進而由決策制定者對政策是否需要終結作出主動判斷。對政策進行終結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策立法活動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無法很好實現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本身就意味著政策終結會陷入難以擺脫的窘境。正如美國政策學家托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終止。……一旦一項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別難以終止。”[16]

其一，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是政策難以終結的根本原因。政策終結與其說是一項新政策的起點，毋寧說是決策者復雜利益之間重新洗牌的信號燈。正如Easton從經濟學視角所闡述的，政策的形成實質上是政策制定主體圍繞著特定的政策議題，為各自利益展開的討價還價和相互博弈的結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終體現[17]。政策一旦終結通常意味著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損失，為避免這種損失或者將損失降到最低，他們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擾政策終結。

根據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存在明顯的尋利動機。這種尋利的主體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決策者(有時兩者合二為一)。在利益沖動下，夾裹著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與公共利益相沖突，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決策者也會基于利益驅動而想法設法保障政策的執行以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導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現終結能力不足的障礙[18]。甚至，政策終結會忽視公民話語權，背離公共性原則和公益性目標，出現公共權力異化的現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評晉升機制和任期制導致的政績工程是政策難以終結的內在驅動。考評晉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長偏好于關注見效快、實施周期短，但卻可能與地方實際發展不相適應的政策來實現政績目標，這些政策一般在決策領導者任職期間不會出現終結的趨勢。例如，有些地方領導通過打造一些政績形象工程來取得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獲取政治資本，實現自身的政績目標、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鮮活的例證就是近年來地方政府層出不窮的“政績錦標賽”。此外，人事變動也會對政策終結產生重要影響。政策在制定的過程中凸顯著制定者或決策者的“人格化”，決策者在考慮終止某項政策時，主觀上其實不愿意承認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敗的結局，任職期間政策一般鮮有終結[19]。一旦發生領導者調任、離職、辭職或者辭退開除等情況，新一輪領導者的更替多數意味著政策注意力的轉移，政策發生終結的情況較為多見。

(二)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

所謂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指媒體力量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其中隱含專家學者的意見、民眾的關注。無論是發達的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媒體具備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傳播力，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國外，媒體被稱為“第四種權力”，與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許多政策實踐表明：媒體在政策地位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進而影響政策終結。盡管其不能直接對政策終結產生影響，但作為非正式舞臺上最為積極的活躍者，它們可以依據對相關新聞事件、專家學者言論的篩選、過濾、編排，從外圍推動政策議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壓力，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20]。具體來說，媒體的角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傳播器、專家學者意見的風向標、社會輿論變化的發酵劑。

當媒體對某一項政策關注度較高且持積極終結態度時，其背后必定涉及眾多參與者，則政策終結較易進行;反之，持消極或阻礙的態度時，政策終結的進程通常是緩慢的甚至出現停滯。托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書中說：“當華盛頓的政治家們必須回答記者的問題，必須對新聞報道做出反應，必須對編輯意見做出回應時，媒體就在直接施加影響于政府的決策。通過呼喚民眾關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媒體就在間接地影響著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來，精英們依靠媒體來界定“社會問題”，進而制造“問題”，媒體的關注度引導社會公眾的聚焦點，通過大量的報道宣傳進入廣大公眾的視野，進而對政府部門施加壓力，最終迫使政府部門作出終結那些不合時宜、無效的政策的決定。

此外，媒體的權威性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反應程度也是政策終結的重要影響變量。這是因為媒體一方面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另一方面又對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模式產生間接影響[22]。換言之，媒體既影響政府官員，又影響民眾。在媒體對一項政策持溫和的接受態度，則改變現狀、終結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較小。相反，該項政策引起了媒體的激烈反應時，各種或隱性或顯性的風險就隨時可能爆發，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采取果斷措施，及時終結那些無效、過時、錯誤的政策。如由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就是在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以及新華網等各大媒體的持續跟進和轉載下迅速發酵，成為焦點事件，最終促成政策的終結。

(三)自下而上的抗爭終結

所謂自上而下的抗爭終結，亦即社會民眾對政策終結作出的反應。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民眾將自身權力交付給政府部門代為行使，民眾對其進行監督，政府部門制定的政策本質上理應體現民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國家起源論也進一步指出國家的出現以及政府部門的設立都是民眾行使權力、實現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現實生活中，政策制定時常出現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或損害社會大眾合法權益的情況，因而政策的執行便會遭到社會自下而上的排斥，進而引致社會大眾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集體式抗爭，迫使政策制定主體終結原有政策。可以說，社會公眾的抗爭是推動政策終結的驅動力和助推力，并多數通過鄰避效應引發導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民眾由于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的差異，對于一項公共政策是否終結可能存在分歧，出現“蹺蹺板”現象，此時，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決定政策終結成敗的關鍵因素。若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超過反對力量，則政策終結的目標便會順利實現[24];反之，政策終結將會失敗。

結語

政策終結是體現國家治理能力諸多要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利益相關主體。面對政策終結中錯綜復雜的價值沖突和利益訴求，各利益主體基于不同的價值偏好和利益立場，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終結聯盟，對政策在政策終結中的地位產生“滾雪球式”的影響，進一步影響政策的終結[25]。政策作為具有生命力的過程系統，符合效力遞減的規律，無論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終結抑或消亡。但通過對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條理地對政策終結作出客觀、全面的理性判斷，政策主體可以對那些低效、無效、過時的政策及時加以廢止，實現真正的終結，避免資源的浪費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終結的效能，保證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進而達到政府善政、國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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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形勢與政策論文2000字

[提要]近年來，我國全面推進“四化”同步發展，著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城鎮化水平逐年提高，農業農村發展環境不斷改善，但農業農村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因此，黨中央、國務院適時地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筆者根據我國“三農”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對農業農村工作從關鍵點、著力點和保障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并提出由點帶面實現鄉村振興的具體建議。

關鍵詞：鄉村振興;小農戶;現代農業;財政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9年3月29日

鄉村振興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國家戰略，強調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并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體目標。那么如何實施呢?筆者認為應首先理清鄉村振興的關鍵點即如何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的有效對接，并圍繞三個著力點即建立現代農業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做文章，再輔之以三個保障點即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全社會的資金投入、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全方位的制度供給，在此基礎上由點帶面最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

一、鄉村振興的關鍵點：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對接

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是發展農業的最優選擇，但我國的國情是農村人口眾多，到2016年底常住在農村的人口還有近5.9億人，到203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5億人，按70%的城鎮化率計算，仍有4.5億的人口將住在農村。這么多的農村人口，要吃飯要就業，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作業，完全拋棄小農戶的生產方式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國的耕地有很大一部分在丘陵、山區，只適合精耕細作而無法使用大型機械。因此，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對接成為唯一的現實選擇。

(一)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先進理念相對接。所謂現代農業，是現代工業和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業，包括兩方面主要內容：一是農業生產物質條件和技術現代化，利用先進的科技和生產要素裝備農業，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學化;二是農業組織管理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生產專業化、社會化、區域化和企業化。順應現代農業的要求，小農戶在發展生產的過程中，要學習現代生產經營理念。第一，要重視對科技的學習和引進，在育種、栽培、飼養、土壤改良、穩產高產、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積極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二，要順應傳統農業的發展方向，向觀賞、休閑、美化等方向擴延，向假日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旅游農業等新型農業形態靠攏;第三，要由重視數量的發展轉變為數量和質量并重的發展，以便獲得可持續性。因為只有生產出高質量的農產品才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可，才能實現產業的增值和事業的發展;第四，要樹立環保的意識，現代農業同時也是生態農業，要重視對土壤和水源的保護，在生產出健康農產品的同時，維持好鄉村的青山綠水。

(二)小農戶與全社會的資金和科技支持相對接。首先是國家財政會制定相應的支持政策和投入配套的補貼資金，之后將撬動全社會的資金，如金融資本、農業資本等的相繼投入。其次是合理引導小農戶。第一步是使其回歸本源，即如果其在城鎮沒有合適和穩定的工作，就建議其選擇回鄉就業和創業，緩解目前存在的大量空殼村的問題。第二步是使其找準政策的施力點，然后積極跟進。如其居住地是平原地區，擁有大面積的耕地，那么國家必然將促進土地的合理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這時應建議小農戶以合理的價格或以土地參股的形式把土地流轉出去，自身則選擇到農業企業中去就業或以自有資金和貸款創業。第三步是使其隨時關注國家的補貼政策，及時準確地填報、更新自己的信息，以便能享受到國家政策紅利，實現年年增收、生活富裕的目標。

(三)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特征：企業化、組織化和市場化相對接。小農戶今后應轉型為設立家庭農場，逐漸發展成為小微企業，建立企業化的管理制度，保證產品質量，不斷壯大自身。同時，積極參加各種農民合作社組織，成為股東，并有組織地進行生產和銷售。另外，還要建立大數據平臺，運用“互聯網+”的模式，連接生產和銷售，進行市場化運作。即在種植和生產之前，就由合作社通過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與消費者建立聯系，確定價格和種植、生產的品類，產品生產出來以后，直接送到消費者手中，這樣就省去了中間環節的利潤分成，保障了農民增收。目前的問題是，雖然我國合作社的數量2017年已接近200萬家，但真正按合作社經營的卻鳳毛麟角。而合作社只有做大做強才能發揮組織農業產業鏈、讓農民分享增值收益的作用。弱小的合作社與相對強大的農業龍頭企業如何整合，成為我國農業全產業鏈組織機制合理化的重大難題。

二、鄉村振興的著力點：構建現代農業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

“三農”問題一直以來都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糧食安全、農村的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以及農民的增收等諸多方面。鄉村振興的適時提出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而著力點在于建立現代農業的三大體系。

(一)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產業體系主要解決的是農業的供給質量效益和產業發展的問題，要點是按市場規律調節要素和產品市場，實現高端化和融合發展。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農產品階段性供過于求與供給不足的問題同時存在，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因生活水平提高而產生的對農產品的多重需求，農業供給質量亟待提升。應著力于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優化農業資源配置，調節農業產業結構，推進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等轉型協調發展。同時，延伸農業產業鏈，在農產品種植出來以后讓它進入加工、流通、倉儲、運輸等領域，并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全產業鏈的增值。

(二)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生產體系解決的是如何種地和提高生產能力的問題，要點是科技進步、全程機械化作業和生態綠色生產。我國的農業生產過程、手段和技術是不斷進步的，已經從完全依靠手工、畜力轉向了依靠機械和技術進步。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是56%，農業全程機械化率大概是65%，在小麥這個特定產品中，農業的全程機械化率已經突破了90%，高的地方甚至達到了95%。今后要在這方面繼續發力，同時要重視充分運用互聯網、物聯網等提升和發展農業，優化農業生產方式。另外，要加大在生態環保領域的投入，盡力保持住鄉村的優美環境和人文景觀。 (三)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經營體系是解決誰來種地和經營成效的問題，要點是發展組織化、集約化的生產和經營，就是把資源、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優化組合，發揮出更大的效益。因此，應著力建立和發展生產經營者隊伍，培育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職業農民，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不斷提升農業經營效益。同時，建立健全農業經營利益分配和聯結機制，確保農業經營者和農民增收。特別是要發揮農民合作社的作用，真正按照合作社的模式經營，使其成為聯結農戶、農業企業和市場的紐帶，既使各方受益，又切實維護農民的利益。

三、鄉村振興的保障點：資金投入、要素市場及制度供給

鄉村振興正如一艘巨輪已然起航，要想使它乘風破浪前行，就要給它充足的動力保障，而資金、要素市場和制度正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一)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全社會的資金投入。鄉村振興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問題。農村現有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嚴重滯后，遠不能適應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2016年末，中國仍有31.3%的行政村未進行集中供水，有80%的行政村未對生活污水進行處理，有35%的行政村未對生活垃圾進行處理。至今為止，中國的村莊幾乎都沒有地下管網、污水處理、供熱供氣等設施，城鄉差距很大。農村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也不能滿足需要。另外，我國在農業領域的財政支出雖多于歐美等發達國家，但效率卻不高，存在著多頭管理、投資分散、對象失準、截留、挪用等問題。本來應集中支持大宗農產品生產、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生態安全的資金，卻部分投入支持了大量營利性的龍頭企業、服務于高端消費人群的農業企業等，這樣的情況亟待改變。令人欣喜的是鄉村振興已定為國家戰略，與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定會逐步的推出，而財政資金因有引導和示范的作用，必須要和政策配套，實現精準投入，并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最終撬動社會資本的跟進。

(二)建立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健全政策體系，改革體制機制，破除一切障礙，推動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平等交換，促進公共資源按照市場的規則在城鄉的均衡配置。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完善承包地的“三權分置”制度和宅基地的相關制度。賦予農村土地等資本的功能，使其可抵押，獲得融資能力，促進農村土地合理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在此基礎上，推動農業經營制度適應市場競爭的規模和變化，吸引全社會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向鄉村流動。同時，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如適應農業的要求，培養技術型農民，使其懂栽培、會管理、善經營，逐步向家庭農場主方向發展;對于區別于“下地農民”的“地畔農民”，由于其已長時間基本脫離了農業種植業，而又居住在農村，主要應致力于把他們培養成專業的農業產業工人，使其能在農村第二、第三產業中充分就業;對于居住在農業旅游區和大型農業園區的農民，要用先進的旅游、休閑、養老、環保等理念培養他們，使其能在相關第三產業中找到合適的工作。

(三)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供給。第一，完善制度，實現鄉村的治理有效。中心在于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完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強化基層民主和法治建設，加強鄉村基層組織建設，夯實鄉村治理的基層基礎。第二，改革和完善鄉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經營制度，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堅持市場為主導，農戶、企業為主體，合作社為輔助，釋放個人、集體、社區和各經營組織的活力。第三，健全相關的財政和金融等投融資、補貼等保障制度，解決農業的資金短缺問題。應探索社會資本支持鄉村振興的財政獎補機制，對長期投入的企業給予更多財政支持、貼息政策和配套項目投入，推廣農業項目PPP模式、特許經營、參股控股等方式。要全面建立以縣為主、省市適當補助、縣域封閉運行的涉農貸款風險金制度，支持符合條件的農村金融機構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券，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金融組織，以此激發金融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積極性。第四，建立人才培育保障制度，培育一批善生產、懂技術的職業農民和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農村干部隊伍。第五，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制度，在發展生產的同時，保持鄉村的良好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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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形勢與政策論文2000字 5

【摘要】為了提高高速收費站通行效率，切實改善民生，ETC成為當下時政熱點。國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動ETC市場覆蓋度。但是在該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市場營銷亂象造成了較多客戶投訴，惠民政策卻造成擾民現象。本文以近期ETC相關的政策為數據基礎，通過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分析方法，結合政策工具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管制型、市場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類，通過分析每類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發現ETC政策的不足之處并提出對應優化對策。

【關鍵詞】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問題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連續出臺一系列和ETC相關的政策，進行全面鋪開推廣ETC，頓時ETC成為了熱門話題。該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費站要實現ETC全覆蓋，汽車ETC安裝率達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車輛ETC使用率須達到90%以上，力爭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在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和完善操作結算系統的同時，政府依托各大商業銀行、汽車4S點、收費站、服務區等一系列汽車場景服務點，迅速上量提升汽車ETC的覆蓋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減少車主停車排隊等待繳費的時間，提高車輛通行效率，汽車也能夠減少剎車、起步量，節能減排。該政策是一項利國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過民意調查后發現該項便民措施卻致擾民現象。

通過觀察法，本文發現各大營銷機構如銀行、高速收費口，在營銷的過程中時有過激行為出現：某收費站實行客車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車人工收費車道;某銀行員工身著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攔車營銷ETC;某機動車檢測公司拒絕為未裝ETC的車子年檢。而步入新系統使用階段后，車主對新系統的收費方式和標準紛紛產生質疑;有不少車主過高速時，ETC識別失敗導致該條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時向部分群眾發放調查問卷，對ETC服務進行進一步了解，車主對于ETC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時常接收到銀行的營銷推薦，著實影響日常生活;安裝ETC設備后無人問津，售后服務空白;辦理過程繁瑣復雜，經常遭遇銀行捆綁銷售、收取押金等各種條條框框;個別車主因自身喜好、或因臨時租用汽車等情況不愿安裝ETC，面對排隊收費卻也束手無策。

政策結果在朝政策目標前進的過程中發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為兩者之間的紐帶，是達成政策目標的重要途經，故本文以近期與ETC相關的政策作為數據，結合政策工具相關理論將ETC政策工具劃分為四類：管制型、市場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過對ETC政策進行工具分類及分析研究，提出現行政策存在的問題缺陷，并對此進行優化建議。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

根據ETC的民意調查，本文對ETC政策工具的使用進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給的過程中，大力建設了包括軟件、硬件、安全在內的各項基礎設施，但自2019年5月出臺政策至目標的2019年年底，僅7個月時間略顯倉促，不利于基礎建設的建設和測試，還未待穩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規時，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廣和車主規制的角度出發，忽略了消費者保護板塊，關于車主群體的自由選擇權、信息知曉權等沒有得到有效立法保護。

(二)市場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廣主要依賴于市場工具，各大金融機構和車場景的部門在指標和競爭的趨勢下確實干勁十足，在短短7個月中完成ETC安裝覆蓋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獲得了極大的效益，但是這種僅以“ETC安裝率”為績效考核目標的體系低估了市場型政策工具的真實實力，致使了擾民現象的發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較少

與另兩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較少，僅僅引導車場景使用ETC，所針對的主體是那些主動到指定停車場的車主和新購置車輛的小部分群體，剩余未安裝設備的大批存量車主們無對應引導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傳導有限

車主們大多只知道2020年啟用新系統，但對新的收費方式一無所知，所以在新系統上線后跑過高速公路的車主們產生了大量質疑和投訴，而政府也是在產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運輸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做出回應，對消費金額和收費方式進行解釋。且車主現在無法查詢新系統中ETC的消費明細，相關系統正在研究開發中，無法及時做到消費信息公開透明化。

三、對策與建議

(一)完善基礎建設

一條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廣使用，每一項政策都應該能夠對應牢靠的物理設施、穩定的操作系統和安全值得信賴的網絡。在整個系統開發完成后先進行小范圍內試點，待試點區域內有了積極正向的反向后即擴大范圍正式推廣使用，而非在短時間內各項機制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強行推廣。

(二)引導市場機制

市場中各經濟主體出于指標、激勵獎懲和價值奪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戶資源的爭搶上紛紛來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場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就必須明確所有的經濟主體在遵守一定規則的情況下，才能競爭資源獲取利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從宏觀上引導方向指定該項規則。

創新ETC的績效考核，摒棄自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考核，考核系統過程化，在考核系統中加入：營銷結果、是否投訴、對產品的熟悉認知程度等等，實施更有力的獎懲措施，投訴率高的機構扣減效益，完成程度較好的機構追加獎勵，不僅增強機構的責任感還能夠調動各大機構的營銷積極性。

(三)增強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能夠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社區中設立ETC專項辦公室，及時為居民們答疑解惑ETC相關問題，相比營銷機構，社區辦公室更為專業中立，能及時準確處理問題。鼓勵群眾監督舉報ETC政策在執行中的不當行為，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個執行主體不遵守市場規則，協助政府治理，掃清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礙，提高政府實施ETC政策的效率。

參考文獻：

[1]曹宇.政策工具視角下的公共圖書館讀者權力保障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2019.

作者簡介：賈輝(1993—)，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2019級MPA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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